首先要承认一个事实，凡是有自己写作风格的作家，是离不开他所生活的地域文化的。其次，才能说到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创作的影响。
40多年前，中国文坛出现过许多文学流派，比如“山药蛋派”“荷花淀派”“鸳鸯蝴蝶派”“京派”“海派”等等。这些流派的作家都各有自己的写作特点，而他们写作的风格特点跟他们所生活的地域有直接联系。不可否认，他们的作品受到了地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
我被人称为京味儿作家，京味儿也可以称为“京派”。京味儿作家的提法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又不断有作家涌现，风格特点逐渐成熟。
我是在北京的胡同长大的，亲身经历了胡同的改造和变迁，对北京文化的情感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胡同文化已经渗透到我的骨血里，所以当我从事创作时，我所使用的叙事 *** 和语言，自然而然地会带有京味儿特点。
京味儿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有四代人了，之一代以曹雪芹的《红楼梦》和文康的《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第二代以老舍，张恨水，梁实秋等为代表；第三代以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等为代表；我属于京味儿文学的第四代。2017年，我作为京味儿小说语言的第四代传人，申遗成功。现在京味儿小说语言已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回顾地域文化对我创作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是文学前辈创作风格对我的潜移默化。我从小就喜欢看《红楼梦》和老舍先生的作品，还上小学时，就读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二马》《骆驼祥子》等小说，还看了他写的话剧《茶馆》等，他的京味儿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我。
我记得自己在报纸上发表的之一篇散文，就用的是京味儿语言。当时还是自然投稿，编辑看了我的文章，以为我是一位老北京人呢!其实，我那时刚刚二十出头。编辑见了我，感到很诧异，问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北京土话呀？我告诉他，正在搜集北京土话，他才释然。
二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由于我的创作始终没有离开丰富多彩的北京人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生活又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点，这些对我的京味儿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16岁便初中毕业，被学校分配到工厂当工人，我的师傅都是老北京人，那会儿，每天在班上跟这些师傅们在一起摸爬滚打，他们聊天讲故事，耳濡目染，受到的都是京味儿文化的熏陶。积累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素材。
我在《北京晚报》当了24年的一线记者，主办过《京味报道》《收藏》《广角》等专版。也正是从那时，我开始从一般性的即时采访报道，进入到从历史人文的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北京文化。
当时北京城进入了历史上少见的城市大改造，大批胡同被拆，大批住胡同的老北京人搬到了郊区，加上改革开放后，外来文化的冲击，北京文化面临着失传的忧患，我深深感到抢救北京文化的历史责任。
那些年，我几乎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大街小巷和胡同采访，寻找搜集之一手材料，被北京人称为“胡同记者”。这一时期，我创作了大量的纪实文学作品，出版了二十多本反映改革开放后京城发生巨变的纪实文学，使我的京味儿语言创作特点更加鲜明。
前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我专著《北京话》，这本书当年被评为季度中国好书，2018年12月，又被书香中国举办的读书盛典评为好书，现在已经再版，此书的大量北京土话就是我在工厂当工人时搜集的，可以说这本书我写了40年。由此可见，地域文化滋养了我，我的创作丰富了地域文化。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地道的北京人，这些年，不论是新闻报道，还是纪实文学，不论是小说，还是影视和话剧，我创作的选题和关注的视角，始终都集中在北京。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给了我创作的土壤，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是这座八百多年的帝都和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是生活在这座都市里充满 *** 和活力的人，给了我创作的源泉，给了我写作的灵感和动力。
它突破了“才子佳人”的那套话语，把一切附加上去的东西，都剔除净尽｜雍容《芭比》首映式上的瑞恩·高斯林和玛格特·罗比
悼亡一体，始于潘岳。千载之下，一说悼亡诗词，人们率先想起来的大约就是元稹三首《遣悲怀》，其次是苏轼的《江城子》与贺铸的《鹧鸪天》词了吧。
我对元稹这三首诗的感情，发生了多次迁移。初读涕泗交下，后来略为了解他的生平，政治品格且放一边，论个人品格，则于崔莺莺为一始乱终弃、文过饰非的轻薄荡子，于韦丛为一攀龙附凤、言而无信的寡情夫婿，这时回头去读诗，说不出的梗堵。或者恰是这三首诗，之一次教会了我，诗不但可以“兴观群怨”，还可以矫饰与作伪。如今历经世味，再次回头，又觉得人性与情感这种东西，不是非黑即白。元稹其人虽可议，其情却可恕，其诗仍可感。
中国之婚姻，从来都重家族义务而轻个人情感。基于夫妻关系乃“人伦之始”，儒家尊崇嫡妻的地位，但“爱情”这种东西，则历来专属于姬妾 *** 。文人逢场作戏的艳词不计其数，却羞于向妻子表白感情，或者说，没有一套合适的诗歌话语来表达对妻子的感情。秦嘉《赠妇》虽开先河，实际上仍然不能不使用了很多典故和比附（比如《诗经》成句）。潘岳《悼亡》更为深沉，像“帏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展转眄枕席，长簟竟床空。床空委清尘，室虚来悲风”，数句尤其动人。但是用了汉武帝为李夫人招魂、庄子丧妻击缶而歌的典故，和“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的慨叹，反而降低了情感的朴质。
《遣悲怀》之凄动肺腑，在于它突破了“才子佳人”的那套话语，把一切附加上去的东西，都剔除净尽，只余相濡以沫的夫妻之爱，除了与自己共艰辛琐碎生涯的妻子，无法套用到他人身上。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嫁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钗。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的确，很难将如此深挚的词句，和贪慕富贵、攀附高门的“那个人”联系起来，一如难以将“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震撼的诗句，和抛弃崔莺莺后仍诬以“尤物”，说她“不妖其身，必妖于人”，自称“善补过者”的“那个人”联系起来。虽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他的行为不算违背当日社会的礼法道德。
又恰是这样的诗句，使我更不能原谅他的文过饰非，也不能原谅他许下了“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即以鳏鱼自比，欲独身终老）誓言后，先纳妾，后续娶，依然过着软玉温香满怀抱的生活。
但我又怀疑自己的“不原谅”，与对“爱情”过于激烈的观念有关系。虽然通俗文学历来是大团圆的天下，但是高雅文学作品对“爱情”更好的表达，都是毁灭性的，不圆满的。曹植爱上了甄后，一个衔冤九泉，一个抑郁而终，换得一篇《洛神赋》千古流传；霍小玉错爱了李益，她不原谅，所以让负心人从此家室不宁，让后人为《霍小玉传》洒一掬同情之泪；明代小说《心坚金石传》男女主人公李彦直和张丽蓉被逼殉情，心血都化为小人，坚比金石，酷似对方形貌，又是何等让人唏嘘。至于《红楼梦》里绛珠仙草泪尽夭亡，神瑛侍者就当出家以报。要是他和宝钗真个金玉良缘，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估计读者们都不原谅他！当年我高中的同桌就坚决不原谅朱自清，因为他在《给亡妇》的结尾说，去年没能给她上坟，是因为续弦身体不舒服。
这种激烈的态度，大约因为我们并不相信“爱情”能与世俗生活共存。相爱不能相守，就算不以死相殉，更低限度也要终身受难。这或许并不是对“爱情”高度礼赞，而是根本就不相信“爱情”永恒的缘故。在文学作品里，常常看到这样的表达：因为死亡的必然，世间一切甘浓者都归于幻灭。悬崖撒手，转瞬成空。如果说人生如春梦，爱情就更是梦中之梦。谁又能相信有战胜死亡的爱情存在？
西方文学的观念与我们不同。譬如勃朗宁夫人十四行诗，很多都是关于“爱与死”的话题，在她看来，爱情才是唯一能战胜死亡的武器。“I love thee with the breath, / Smiles, tears, of all my life! and , if God choose / I shall but love thee better after death.”（我爱你，以呼吸、笑容、眼泪和生命；在我死后，只要上帝允许，我爱你只会更加深情），或者像本·琼生“Except Love's fires the virtue have / To fright the frost out of the grave.”（惟有爱火的炽热尚存，惊散坟墓中寒气逼人的霜雾）。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结尾，男主人公沉于冰海，女主人公并未一死相殉，也没有终身不嫁，她拥有了更圆满美丽的人生，这才是爱人舍弃生命救她的价值所在。虽然是一部商业电影，也体现了类似观念。
比爱情更重要的，却是生活。所以如今我乐意相信，元稹写下这三首诗的时候，是情真意切的，他的誓言，也是彼时真实的想法。只是生活还要继续，他发誓的嗓门太高了一点罢了。苏轼恸悼王弗，续娶王闰之，又有朝云等侍妾，但很少有人会痛骂他虚伪，因为他没有这样的高嗓门。
但是有一种悼亡诗我是坚决不信的。民国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徐枕亚，母亲性情粗暴，逼迫他与妻子蔡蕊珠离异。他不敢反抗，办了个离婚手续，再把她暗地里接来上海同居，因为条件艰苦，产后失调而亡。他写了一百首悼亡词，印成小册，分寄朋好。清末状元刘春霖的女儿读了，非常爱慕，不顾父亲的反对，嫁给了他。婚后贫富悬殊，生活不惯，不久后也夭亡。悼亡诗能一写一百首，遍邀亲朋鉴赏，还能骗女孩子，也真是悼亡的末路了。
作者：雍 容
编辑：钱雨彤
他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之一任妻子竟被对方使用了调包计他的名字取自"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他的一生曾有过3任妻子，而之一任妻子则被女方使用了掉包计，曾写出过《金粉世家》等名作，他就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
张恨水出生于1895年，恨水是他的笔名，取自"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里面，张恨水出生的时候张家家庭条件还算不错，他的祖父张开甲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显赫人物，曾入曾国藩的湘军，后来被清朝廷提升为二品顶戴参将。而张恨水的一生颇受祖父影响，他后来写战争题材和武侠题材的小说就是受到了祖父的影响。
张恨水的家人很注重对张恨水的培养，在其10岁的时候就在家人的指导下读了《三国演义》《残唐演义》等小说，而他也很聪明，很多文章看过一遍就能够过目成诵了。而在张恨水13岁的那一年他创作了自己的之一部武侠小说，据说这篇小说写得时候用了张恨水整整三天时间。
张恨水的感情生活也是比较特别的，他的之一任妻子很戏剧性。
在张恨水18岁的时候，急于抱孙子的张妈妈，为张恨水找了一房媳妇，张妈妈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儿子的，所以她在给张恨水物色妻子的时候也是按照儿子的喜好来的，为此她还专门去看了徐家女儿，当时张母和媒人说定的是张家那位长相清秀、年龄较小的二 *** 。只是结婚的当晚张恨水就被震惊了，他发现眼前的姑娘长相丑陋而且门牙外露，和自己母亲口中所说的形象相差万里。而更让他受打击的是新娘子竟还说梦话大喊大叫的，当晚张恨水忍无可忍就逃出了婚房。原来女方徐家在这桩婚事上面使了掉包计，将说好的长相清秀的二女儿换做了大女儿。
张恨水对这桩婚事很不满意，当晚就逃出了婚房，张家全家出动，在离家五里外的地方找到了张恨水，这才又将他拉回了家。
张恨水的这之一任妻子叫徐大毛，后来张家觉得这个名字不好听，就给她改了名字，改为徐文淑。徐文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但是品性还是不错的，她不仅对婆婆孝顺，而且对待弟弟妹妹也很好，即使是在后来张恨水娶了第二房妻子她依然如此，而且还帮着照顾二房妻子所生的孩子。
张恨水一生著作颇多，据说他一生写了三千多万字，《 *** 》《世界晚报》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出版公司，光长篇小说就写了120多本，是我国通俗文学大师之一人，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还被拍成了电视剧。
小编之一次写小说是在14岁的时候，是侦探小说，不过只是写了一个开头并不曾写完，后来连这个开头也丢了，大家之一次开始写文章是什么时候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小编。
鸳鸯蝴蝶派——中国言情才子佳人的更爱现如今，提起鸳鸯蝴蝶派，很少有人能够说得清楚了。什么是鸳鸯蝴蝶派呢？到底是什么样的派别才能够撑得起鸳鸯和蝴蝶两个词呢？
鸳鸯蝴蝶派是盛行于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后的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主张趣味之一，主要描写婚姻问题。他们的作品关于描写才子佳人因而有“鸳鸯蝴蝶”的喻称。
鲁迅曾形象地描绘之：“佳人和才子相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对鸳鸯一样。”
这类言情小说在当时有多火呢？
代表作之一徐枕亚的《玉梨魂》，曾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销量数十万的纪录。
但是它确是不被社会认可的
可以说每当迎来历史的变革，文艺的力量总是很有战斗性的。情情爱爱的文章是不严肃的，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
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
著名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也无非是张恨水、周瘦鹃、包天笑这些人。
张恨水写过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周瘦鹃帮张爱玲出过她的成名作。
归根结底，鸳鸯蝴蝶派只是不符合当时社会文学走向的走向而已，情情爱爱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也的确没有市场，改革开放前这个派别也确实灭绝了。
但是现如今的言情剧，言情小说可以说是繁荣至极了，甚至还有专门的婚姻问题综艺类节目，才子佳人几乎是每一个作者所积力刻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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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朝史暮今
编辑丨朝史暮今
可见，二者是各有不足和突破，《秋海棠》的“旧意识和思想局限性虽较明显，言情味又较重，但还是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进步色彩的，因而从整体而言是属于较为健康的社会通俗小说”；
而《风雪夜归人》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新文艺作品”，而“艺术上也象是在诵读那优美的诗篇”，虽然人物形象更丰满，却因忽视现实因素而有过分拔高嫌疑。
经岁月筛选，沉淀下来的才足以称之经典，《秋海棠》屡屡被改编，从小说到剧本再到荧幕，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人，她的魅力没有因时间久远而锐减，反而如酒般日久弥香。论文的下一节将在从续作等的比较中带着我们再次去领悟这种魅力。
说到秦瘦鸥的《秋海棠》，它的发表是有赖于周瘦鹃的帮助。自民国八年起，周瘦鹃便开始着手《申报》副刊的编辑，当时比较成功办起的副刊有《自由谈》、《春秋》、《家庭》等。
民国二十九年秋，为了挖掘新作家，特地悬赏征求，可是征集到的一二百部作品里，合用的倒真没有。
那时秦瘦鸥恰好闲着，于是周瘦鹃就向他索稿，很巧的是他手头上正好有三部小说，于是就送来了三篇作品节略，从中周瘦鹃一眼就挑中了《秋海棠》。
据周瘦鹃说他看中《秋海棠》是有原因的：一则因为那故事曲折动人，描写男女之爱与骨肉之情，有深入显出之妙；二则因为我平生爱花，苏州故园中紫罗兰庵的窗下，与紫罗兰并植着的，正是这别号断肠花的秋海棠，用着凄艳的花名来作书名，自是正中下怀的。”
此外，在小说人物方面，周瘦鹃也给出了诚恳的建议，“……该添上一个侠客型的人物；瘦鸥深以为然，就替我创造了那个好酒任侠行动飘忽的赵玉昆”。
正是因为有了周瘦鹃的大力帮助，才有了《秋海棠》的迅速问世，一时间反响热烈。而随后的戏剧类和影视类版本的轰动，又使小说再次走回读者视野。
一直到现在，六十年过去了，却仍然受到很多人的青睐，也引发过大家的很多讨论，特别是在主人公秋海棠的最终“归宿”上看法很多。
因为无论是小说还是各种形式的改编，秋海棠的结局走不出死亡的圈子，而这在受着“大团圆”的中华文化熏陶下的中国人看来则太显凄凉，他们总希望故事主人公能够苦尽甘来，有个美好的结局。
所以坊间关于该小说的各种续本便顺势迭出，其中更具影响力的便是周瘦鹃的《春秋海棠》。在弁言中，周瘦鹃说到，续写的想法还是因女儿们的强烈要求，在强扭不过女儿们的情况下，“当夜我在灯下翻出《秋海棠》原著来，将末一章的‘归宿’继续了两遍，研究秋海棠从小客栈楼上摔下来有没有‘不死的可能？
又闭上眼睛，追想石挥在红氍毺上表演秋海棠临终的情状，记得他虽已受了重伤，却还能侃侃地说出‘血与泪’‘人生的美’一番话来，似乎还是有一线活的希望。”经过一夜的反复思量，周瘦鹃决定要“救活秋海棠”。
“因了女儿们的一再怂恿，因了紫罗兰复活而鼓起我的勇气，因了秦瘦鸥兄和上艺诸艺人给予我的‘烟土披里纯’，我终于大胆地写这部《新秋海棠》了。”16而且，这是抗战期间周瘦鹃创作、发表了唯一的一部白话中篇小说。
《新秋海棠》共十二章内容，单从每章的标题来看，就是一部中国式小说，从“九死一生”到“皆大欢喜”，周瘦鹃把秋海棠从泥泞中一把一把地拉出来，并让他苦尽甘来，最后得以尽享天年。
周瘦鹃的这本续作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也风行一时，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始终难见其真容。一直到1988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在编辑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小说选时，方才将其收入其中。
当读完该续作后，不难发现此书开头与原著结尾的衔接并不成功。从原著金城版秋海棠以跳楼寻求归宿这个结尾续起，开篇章节“九死一生”写他跳楼不死，“为了要躲避罗湘琦而从小客栈楼上摔下来的时候。
而下面的人行道又因年久失修，水门汀脱去了一大块，他的上半身正扑在泥地上，下半身摔着水门汀，就磕破了两膝盖……”，这段描述有点牵强，或者说是秋海棠的不死太过巧合。
至于后来罗湘琦的及时赶到并重金打点终将秋海棠救活，一家三口团聚，重新开始了新生活……这就更显得不符合现实了。
对于周瘦鹃所选取的接续版本，即《秋海棠》的金城本，秦瘦鸥是持明确否定态度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秦瘦鸥为了使该书更适应新时代读者阅读心理的需要，曾于1956年对小说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其中最明显之处就在于结尾的变动。
1980年秦瘦鸥在《读书》杂志上就撰文写到：“万想不到有一家出版社竟一反常规，未经和我联系协商，突然宣布要出《秋海棠》了。
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们所用的竟是解放前某私营书店留下的旧版本！最后由于我的力争，这个本子才限制了发行范围。”
而这个作者明确否定的旧本的结局就是在罗湘琦和梅宝赶到小客栈时秋海棠已经跳楼自杀了，所以跟周瘦鹃所续写的《新秋海棠》一对比，不难看出秦瘦鸥认为周续本失败的原因所在了。
他曾表示，“早年也有别人给《秋海棠》写过续篇，但都失败了。我认为之一是他们不熟悉这类题材，第二是他们硬把秋海棠救活过来，再当主角，这一情节缺乏真实感，所以读者接受不了。”
“硬”这个字用得很到位，这些续篇的确都是强制性地阻止秋海棠去到他的归宿里，因而说服力略显薄弱。所以1979年当《解放日报》向秦瘦鸥约些连载小说时，他就想“既然同样使用解放前京剧界的题材，那么与其另起炉灶，一切从零开始，还不如驾轻就熟，以秋海棠之死为起点，让故事继续发展，可能更有把握些。”
“任何一个作者都应该、也乐于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嘛。”经过反复思考，放弃了几个新选题的写作，而决定亲自续写《秋海棠》。
他没有受到前面几个续本中大团圆结局的束缚，原著中秋海棠的死实则是整部小说的一个 *** ，而让故事在 *** 处戛然而止，人亡幕落，一来使小说更具悲剧意味，二来也是作者创作手法巧妙运用的表现——这也是其魅力所在；
所以在续本中秦老没有让秋海棠死而复生，而是以秋海棠与罗湘琦的爱情结晶梅宝作为主人公展开续本，描写以梅宝为主角的第二代京剧艺人的生活故事和生存状况；也就形成了后来所谓的“梨园世家”系列，顺理成章，且不背离社会现实和人物心态。
周瘦鹃的“硬把秋海棠救活”，和秦瘦鸥的不愿没底线的浪漫和反对秋海棠做“封翁”的观点是对立的，而这种各抒己见式的对立一直持续了四十年，这也是秦瘦鸥决定自己续写小说的一大动力。
而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让第二代挑起生活重担，确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新。可见，秦瘦鸥并没有遵循“鸳鸯蝴蝶”派的路子，也没有为了满足“大团圆”的陈见陋习而落入窠臼俗套。虽为通俗小说却并不庸俗，相反却因社会元素的考虑而增雅化色彩。
这本书的故事看似很平常，就连秦老自己也认为普普通通，“……我自己也觉得结构松散，故事凌乱，节奏前后很不一致，将结束时显得尤其仓促，给人以并没有完篇的感觉……”，但并不说明这一续本失败了；
相反，这恰恰说明了时代变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之深，而同样文学作品也因其时代性的渗入而更具真实性和批判性。
其实，秦瘦鸥小说的这种特质不仅在《梅宝》中有体现，综合他的创作，简直是一幅小人物众生相的勾画：秋海棠有他的坎坷（《秋海棠》），二舅有他的无奈（《二舅》），张颐有他的羞愧（《同学少年》），李兴有他的惨淡经营（《小店主》），刘梦石也有他所谓的自尊（《恋之梦》）……
形神兼备的众生群像，各人有各人的不幸，悲剧根源也不再单一，将恋爱悲剧或事业悲剧放置社会洪流中予以展现，却并未因社会洪流之汹涌猛烈而淹没人物本身，每个人在这浪潮中都在作着自己的选择，只是有人愿意卑微的活，有人却宁愿尊严的死罢了。
“如果不打破传统习俗，不克服自身思想的关卡，即使解决了经济问题，自由恋爱依然无路可走。”
这种深层思考岂是一般通俗小说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也是秦瘦鸥小说的可贵之处。死亡不是消极逃避，也不是对爱的殉葬，而是一种对传统世俗的挑战，一种生命尊严的保护，一种理想境界的追求。
秦瘦鸥关注现实的强烈热忱使他能够撇开庸俗的笔调，摒弃根深蒂固的“大团圆“结局，写出真实的人情世态，这也正是他作品雅色彩的表现。
说到《秋海棠》，有一部小说是不得不提的，那就是张恨水创作于1930年的《啼笑因缘》。二者的产生及发展轨迹很相似，首先都是以连载形式与读者初见面的。《啼笑因缘》接着又陆续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各种地方戏剧甚至是连环画，普及甚广，影响甚远。
他一直把张恨水看作是最尊敬的师长，难忘师友情。秦瘦鸥起先是因为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使他载誉文坛，而真正声名鹊起则是在《秋海棠》这部长篇小说的完成，而在当时这部小说所引起的轰动是继张恨水《啼笑因缘》之后十年间罕见的。
参考文献：
- 秦瘦鸥：《秋海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秦瘦鸥：《戏迷自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 秦瘦鸥：《小说纵横谈》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6年12月之一版。
编者按：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有幸邀请到了“一二九”运动的亲历者、 *** 情报英雄熊向晖的女儿熊蕾，为我们讲述“一二九”和“一二九”之后的清华往事。“一二九”之前的清华，尽管有许多爱国的仁人志士的探索，但同庚子赔款、清华基金一样，被列强强加于身的耻辱烙印始终刺痛着国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二九”之后的清华。这个地方是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在日寇铁骑的重重包围下，她竟然燃起一盏指路明灯，指引了一位又一位的中国青年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这就是中国 *** ，只有这个组织才能带领四万万中国人民走出一条民族解放、独立与富强的中国道路，才能与时俱进地带领中华民族跨越重重深渊，实现民族突围。
对于父亲熊向晖来说，“一二九”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抗日救亡爱国学生运动，更是他找到中国 *** ，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明灯。
一、寻找 ***
20世纪30年代的“全家福”。后排右二为熊向晖
“一二九”运动发生时，我父亲正在江苏省立南京中学读高三，时年16岁。
江苏省立南京中学，是当时全省更好的中学。由于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中学也荟萃了来自不同省份的优秀学子。父亲的同届同学中，就有来自浙江瑞安的曾联松，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五星红旗的设计者；还有和他一样来自安徽滁州的陆元九，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的航天科技专家、两院院士。
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中部的学习成绩优异。他们这一级学生1936年毕业时，出过一本纪念册，收录了他们在校期间的代表作和同学之间的相互评语及临别赠言。其中一位杨承栋同学这样描述父亲：“明敏的头脑，干练的才能！在功课上，获得全级更高的Marks（分数）；在年龄上，是全级最小的数字——十七。”
这位杨承栋比我父亲年长两岁，后来改名许立群，新中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宣部常务副部长。
父亲不仅学习成绩出众，而且热心社会公益活动。他是这一级学生会的代表，也是纪念册编委会的委员。为了顺利出好纪念册，他们还发起了募捐活动，父亲兼任募捐委员会的委员，很是活跃。
南京中学的校园宁静幽雅，但是当时的中国却风雨飘摇。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沈阳，至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3000万中国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而此时的 *** *** 奉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消极抗战，面对日益猖獗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嚣张气焰，几乎无所作为。
九一八事变
我父亲在南京中学高一期末，1934年6月，发生了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副领事藏本英明出走的事件。这事儿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当时却闹的沸沸扬扬。藏本英明从事外交工作20年，仍为一副领事不得提拔而心情懊丧，想自杀，于6月8日夜出走。此事本与中方无任何关系，但日方硬说这是中方有意加害，气势汹汹地追究所谓中方责任，一度摆出要大打出手的架势。数天之间，国民 *** 几乎搁置一切政务，专办此案，军警昼夜出动，对南京数十万居民挨户搜查，最后于6月13日在明孝陵找到了想活埋自己的藏本英明。
整个事件中，日本的无理骄横与中方国民 *** 对日方的唯唯诺诺，给年轻的父亲和他的同学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令他们愤愤不平。
16岁的父亲虽然年轻，但是这个时候已经颇有一些经历了。他4岁时就启蒙念书，那时我爷爷在山东做官。可是军阀混战，他的官也不好做，北伐战争之前，才40出头的爷爷就“告老还乡”回到老家安徽凤阳。可是爷爷“衣锦还乡”不久，家里就遭到土匪洗劫，还把我5岁的叔叔绑了票。虽说不久之后当地 *** 联合红枪会剿灭了那股土匪，三叔全须全尾的回了家，但那段胆战心惊的日子给他和全家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
除了匪患，还有兵乱。在北伐军打到凤阳之前，为祸地方的主要是军阀孙传芳的兵，他们鱼肉乡民，尤其是奸 *** 女，恶名昭彰。父亲15岁的二姐、13岁的三姐和12岁的四姐每天在漂亮稚嫩的脸上涂上黑灰，一听说来兵了，就赶紧躲藏在后院的柴堆里，惊恐万状，让当时只有7岁的父亲永远都不会忘记。
父亲在凤阳读小学时，北伐军打到凤阳，他和全城老百姓一起欢欣鼓舞地迎接北伐军。他曾回忆说，北伐军士兵精神抖擞，他们身穿穿灰布军衣，打着绑腿，戴着或背着斗笠，上面写着“国民革命军”。他们不住民不扰民，受到凤阳百姓的热烈欢迎，家家给他们送茶水。他们在凤阳与孙传芳的军队作战时，老百姓自动组织抬担架运送伤兵。
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 *** 人和革命人士，之一次国共合作失败。之后，幸免于难的 *** 员有不少潜伏下来，到农村教书。凤阳的中小学也来了一些这样的 *** 员。父亲说，他们隐蔽了 *** 员的身份，用微妙的办法宣传革命思想，选课有意识地加强近代史和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介绍鲁迅等人的书给学生看。这是我父亲最早接触到 *** ，虽然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人的真实身份，但是对他们非常有好感，因为这些人有学问，有见识，有本事。他们推荐的那些书，我父亲非常喜欢看。他曾经回忆说，那时候鸳鸯蝴蝶派的作品不受学生欢迎，鲁迅的书，还有茅盾的《子夜》，大家都抢着看，最受青年们欢迎。
父亲在南京中学读高二时，学校转来了一位新同学，名叫郑代巩。郑代巩年长我父亲四岁，来自贵州。他在贵阳县立中学读书时，联合学校里的爱国青年与贵阳各校学生共同组建“抗日学生救国团”，积极宣传抗日，在贵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 *** 日货为主的抗日救亡运动，还带领同学砸碎了有他父亲股份的恒星益百货商场，以表明自己抗日的坚决。他的父亲大怒之下，将郑代巩送到首都南京，转入南京中学，由自己的友人“严加看管”。
友人可管不住这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郑代巩很快就找到了我父亲等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组织了读书会，大家一起阅读、讨论邹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李公仆创办的《读书生活》半月刊，学习了《读书生活》连载的《大众哲学》——这是青年哲学家艾思奇面向普通大众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部优秀著作，在当时追求社会进步的读者中影响极大。
我父亲积极参加了这些读书活动。幼年时在家乡目睹的社会不公，少年时经历的国耻国难，使得我父亲和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一样，萌发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从这些进步读物中，他渐渐认定救亡图存的希望在中国 *** ，他所追求的真理也在中国 *** 一边。可是，他却不知道去哪里找 *** 。
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的影响波及全国，父亲和他南京中学志同道合的同学们，也参加了 *** *** 和声援北平学生的 *** *** 。之所以说“一二九”运动不止是父亲人生方向的指路明灯，就是因为通过“一二九”运动，他知道该去哪里找 *** 了，那就是：去北平，上清华大学。他判断，北平是“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清华大学学生是“一二九”运动的骨干力量，这样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背后一定有 *** 的支持甚至领导。要找 *** ，去北平，上清华大学，准没错！
二、上清华，找 ***
1937年1月于清华园，左二为熊向晖
除了要找 *** ，我父亲向往清华大学也因为他喜欢清华的现代气息，不像北京大学那么古老，也不像燕京大学有教会学校的神学色彩。而且清华大学有很好的学生宿舍，不像北大需要学生去租公寓住。
我父亲1936年夏天从南京中学毕业，同时报考了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武汉大学和另外一所大学。当时一个考生最多可以报考四所大学，所以父亲报了四所大学也是考生的极限。同时报考多所大学，是怕万一考不上之一志愿，总还有学可上。而父亲报考两所北平的大学，就是一定要上北平，即使考不上清华，也要去北平，去“一二九”运动的发源地，总能找到 *** 。南京是国民 *** 首都，找 *** 难度太大，家在武汉，他常年在外，对武汉也不熟悉。所以我父亲是一心一意要考到北平来，主要是奔着 *** 来的。
四所大学的考题各不相同，所以他要分别在这几所大学的考点参加考试。清华大学那年在全国只有三个考点，分别在北平、上海和武昌，连首都南京都没有。当时父亲家正好在武昌，其他几所学校也在武昌设有考点，所以他就回家投考。几所大学相比，难度更大的还是清华大学的考题，但是父亲觉得也最有意思。我父亲报考清华文学院，不知道总共考了几门，但是一些考题他几十年之后还记得很清楚。比如历史卷有一道考题给出40个历史人物姓名，要求考生按年代顺序把他们排出先后。语文考题中，有成语解释，每个成语给出四个选项，要求考生划出一个正确的，如“汗牛充栋”，给出的选项是汗多，牛多，洞多，还是书多？中文作文考题是“我的衣服”。英文作文考题则是与黄包车夫对话和篮球比赛最精彩的片段。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率大约是百分之五。
结果父亲这四所大学都考上了。清华大学的录取名单还登在了报上。上哪所大学呢？当时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是400元，而武汉大学只需要100元。我爷爷奶奶当然不想让我父亲去北平。除了费用问题，还担心当时的北平随时都有被日本侵占，成为第二个伪满州国的危险。他们希望我父亲选择武汉大学。但是我父亲虽然一向比较乖，这次却坚决逆反，一定要去北平念书。他当然不能告诉家里人他去北平的目的是找 *** ，不过却把非去北平念书不可的意愿表达得很明确。他做了最坏的准备，如果父母不让他上清华，他就上北平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免学费，而且管饭费和旅费。
巧合的是，我爷爷全家搬到武昌后，一直租住在闻一多的老父亲家。我爷爷一家住在楼上，闻老太爷一家住在楼下。闻一多当时正在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闻老太爷一直都很喜欢我父亲，认为他勤奋好学，听说我父亲考上了自己儿子执教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非常高兴，跟我爷爷说，清华可是个好学校，我儿子就在那儿当教授，孙子立恕也在那儿念书，北平虽然有危险，但是现在不会有事儿。他还说要写信告诉闻一多。
闻老太爷的态度，说服了我爷爷奶奶。就这样，他们终于同意我父亲去北平清华大学读书了。1936年8月下旬的一天，17岁的父亲告别了家人，只身乘火车来到北平。
每当想到父亲报考清华大学的目的时，我就特别感慨。清华大学，从它的前身清华学堂算，有111年历史了，从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算，也有94年了。众多莘莘学子，有几个是为了找 *** 考清华的？而指引我父亲来清华找 *** 的，就是“一二九”运动。
三、上清华，找到 ***
我父亲可以说一出北平的前门火车站，就找到清华的党组织了。清华大学党组织那时候当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党的外围组织清华民先队组织的新生接待站，就在火车站外面。
民先队，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团为基础，1936年2月1日在 *** 北平市委领导下正式成立，是公开的群众组织，在北平各高校都有分队。在全国抗战情绪高涨的形势下，民先队组织发展迅速，到1936年底已在全国30多个大城市设立分部，甚至国外的巴黎、里昂、东京都有民先分部。
接待我父亲的是一位十级学长。他带着我父亲坐上从前门火车站到东单基督教青年会之间来回穿梭的通勤车，一路上大谈“一二九”的事情。到了青年会，则有校车开往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从1928年清华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后算起，我父亲他们这一级应该是1940年毕业，为清华12级。
新生注册是在体育馆，在清华之一个体育场西大操场西侧。体育馆内地板光滑，我父亲还不习惯走这样光滑的地板，两次滑倒，才到了注册的地方。当时清华有五个学生宿舍，我父亲被分到善斋。学生宿舍都是两人一间，学校配备钢丝床和沙发、书桌等家具。食堂有好几个，都是水磨石地面，里面的白墙、餐桌，干干净净。饭菜品种丰盛。水木清华还有西餐厅。
注册第二天，我父亲去明斋看闻老太爷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孙子闻立恕，他是闻一多一位哥哥的儿子。这位闻兄也是民先队员，比我父亲高两级。他放假时没有回武昌，我父亲过去也没有见过他。和闻立恕同一寝室的是他的同班同学，清华物理系学生杨学诚——对清华党史有点了解的都应该知道他。杨学诚与立恕一样都是1934年从湖北考入清华的。杨学诚正是当时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之一，不久前在1936年5月秘密加入中国 *** 。闻立恕从他祖父的家信中知道了我父亲的情况，告诉了杨学诚，故而杨对我父亲很注意。
立恕带父亲拜访了闻一多教授回到明斋之后，杨学诚就和我父亲闲聊，很注意了解“一二九”运动在南京的情况。杨学诚考入清华后，一直是埋头读书的好学生，从来不问外事。但是在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中，他挺身而出，成为运动的学生骨干之一。“一二九”运动后的南下宣传、民先队成立，杨学诚都积极参加。1936年3月10日，河北省立北平高中学生郭清因参加抗日爱国活动被捕入狱后，惨遭折磨而死，愤怒的北平大中学生在3月31日组织了抬棺 *** ，杨学诚也是带头人之一，在斗争中成为公认的学生领袖之一。我父亲说，杨学诚相貌英俊，面庞白里透红，为人诚恳，谈话说到兴奋时双眼闪闪发光，炯炯有神，好像能看透人心。跟他对谈的人，简直看不到他心里有半点私心。他的演讲非常富有感染力。
杨学诚
我父亲跟杨学诚讲了南京学生声援“一二九”的活动，还把他主编的毕业纪念册给杨学诚看，里面收了他写的两首诗，《哀辽宁》和《三年》。这本纪念册反映了当时国民 *** 所在地首都的学生和老师的主导思想，就是抗日，以及对国民 *** 消极抗日的不满。
几天之后，杨学诚带我父亲去见了蒋南翔。蒋南翔此时是清华民先队的主要负责人和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也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一二九”运动那句响彻全国的呐喊，“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蒋南翔。他们谈时局，谈对抗日和对蒋介石的看法，蒋南翔听的时候多，偶尔插一两句话，提一些问题。这之后不久，我父亲就参加了民先队。
9月1日，在大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按当时清华的惯例，我父亲他们这些12级的新生，先在同方部集中。每个新生都戴上用玻璃纸折成的帽子，参加开学典礼。到了大礼堂，高年级学生已经就坐，只把中间位置留给12级新生。
清华大学当时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其中农学院设在长沙，已经建好但还未招生。教学承袭美国大学的教育体制，几个学院大一新生都不分系，而是在生物馆的阶梯教室上大课。文学院大一的授课老师都是名家。教逻辑的是金岳霖先生。冬天清华的暖气很暖，金先生外罩中式皮袍大衣，里边却是西装。他进了教室就一层层脱，见此情景学生们笑，他也笑。教经济的是陈岱孙先生。英文由外文系主任王文显先生亲自担纲，教材也是他自己编的，或是英文短篇小说，或是杂文，每篇各有一个中心。比如一篇写植物园，里面是各种花卉；一篇写动物园，有对各种动物的描述；一篇写音乐会，那是各种乐器的荟萃及欣赏。这样的教材既开阔了学生的知识面，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词汇量。教语文的是朱自清先生，余冠英先生担任助教。
大部分课都安排在上午，下午的课不多，我父亲和很多同学就喜欢去图书馆。图书馆的漆木地板，不管什么皮鞋走在上面，都没有响声。阅览室光线很好，又十分安静，的确是理想的学习环境。当时清华学生去图书馆的风气很浓，他们管自动去图书馆叫“开矿”。
下午四点以后，大家就去体育馆。除了做器械操，还可以打篮球。不管多少人，大家都一起打，学生们称之为“斗牛”。去体育馆健身，每人都有一个locker，就是储物柜。这东西我父亲还是到了清华才之一次见到。如果不打球健身，还可以去游泳。清华大学的室内游泳馆当时在全国都很罕见，据说当时只有广州还有一个。20世纪30年代虽然风气比较开放了，但是女生还是不和男生同时游泳，游泳馆每周有两个半天，只对女生开放。
周末的时候，父亲就会和杨承栋（许立群）等一起考上清华和北平其他大学的南京中学同学聚一聚，或者一起游览。从学校西门外的圆明园遗址、颐和园，北平城里的北海、故宫，到需要从学校附近的五道口乘火车才能去的八达岭长城，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如此优美的环境，如此优越的条件，清华大学为什么会成为“一二九”运动的一个发源地？当时清华大学的学生总共不过900人，大部分是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竟有200人参加民先！为什么会这样？我父亲说，这主要是自 *** 战争以来近百年，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屈辱历史，以及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对中国步步紧逼的残酷现实，太容易激发起年轻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了。远的不说，就是与北平紧邻的天津，自1936年4月开始，天津的海河几乎天天都会出现浮尸，半年之内就打捞出400具之多，几乎全部是20到40岁的男尸，均为赤身而亡。他们双手被反捆，有被殴打的痕迹，有些面目已被打烂。后来调查发现，这些浮尸，大部分是河北、山东逃荒来到天津的难民，被驻津日军强征当了劳工，工事完成后为防止泄密和不付工钱，日本人利用津门帮派组织杀人害命，丢进海河。真相大白之后， *** 怕得罪日本人，竟不敢声张。
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哪个热血男儿还能坐得住呢？所以，当时清华大学很多学生加入民先，参加爱国活动，是很自然的事。而我父亲已经从这些抗日活动中产生了进一步的要求，有了更高的奋斗目标，他要参加中国 *** ，为实现真正的社会平等和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献身。
四、“一二九”周年宣誓入党
20世纪90年代，熊向晖与老同学宋平（左）合影
清华党组织了解了父亲的心愿，决定由杨学诚和纪毓秀两位秘密党员负责联系他，抓紧对他的指导和考察。纪毓秀是江苏宿迁人，1935年从南京女中考入清华大学，先入工学院，后转到文学院外文系。她曾经也是以“读书救国”为宗旨的好好学生，但是对民族危亡的担忧促使她在“一二九”运动中冲锋陷阵，后来秘密加入中国 *** ，成为清华民先分队的队委，在同学中很有威信。
清华民先队开会，通常都在晚上，地点是生物馆大教室，当时比较偏僻。开会时门外有人放哨，里面门帘子拉下来。队员相互之间知道，但对外都是保密的。
在1936年9月初的民先队大会上，我父亲成了清华分队的五个队委之一，而且是12级新生当中唯一的一名队委。他最初负责民先队的宣传工作，刻蜡板，印传单和宣传品，然后秘密送到各个宿舍。通常是夜深人静时，从门缝里塞进去。宣传工作也包括海燕歌咏团的活动，每周几个晚上，在大礼堂的地下室，总有百来个学生参加，唱救亡歌曲，唱苏联歌曲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进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保卫马德里》等。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城里有个声光电影院，1949年以后改为儿童剧场，那是当时上映苏联电影最多的一个场所。每到有苏联电影上映，同学们就想方设法买票去看。苏联电影《大马戏团》上映时，还没开始，清华的同学就唱起了片尾曲《祖国进行曲》，散了场又继续唱。
开学不久,正赶上“九一八国耻纪念日”五周年。 *** 之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再次上街 *** *** 。曾任清华大学民先分队队长的心理系学生林传鼎，在 *** 时为保护同学与拿着大刀水龙的军警英勇搏斗，被捕入狱。林传鼎后来成为新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林传鼎等入狱后，我父亲受民先队委派，去城里铁狮子胡同探监，给林传鼎等被捕同学送去慰问品和同学们的关心。
那一年的10月19日，对那个时代众多青年有着巨大影响的思想家、文学家，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先生与世长辞。我父亲和清华民先队的许多同学一样，非常悲痛。他们一起唱起《鲁迅挽歌》：“你的笔尖是枪尖，刺破了旧中国的脸；你的发音是晨钟，唤醒了奴隶的迷梦。”歌声在校园里回响，也在他们的心里回荡。
鲁迅先生逝世
1936年11月下旬，传来 *** 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将军所部取得百灵庙大捷的消息，清华民先队组织为傅作义部队捐棉衣，我父亲同样积极参加。清华学生以节食三顿，宿舍暖气停烧七天的行动，将节省的钱捐给前线抗日将士。
我父亲进入清华以来的种种表现，清华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看在眼里，指示杨学诚和纪毓秀抓紧对他的考察培养。杨学诚经常找我父亲谈话，了解他的家庭、历史和思想情况，和他一起讨论辩证法，讨论时局，也会跟我父亲讨论人生观问题。在这样的谈话中，他们也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1936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晚上，纪毓秀和杨学诚找到我父亲，带他去二院的世界语协会。房门关着，他们敲了三下，一长两短。门开了，开门的是张承先。他1934年考入清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5年5月秘密入党。屋外北风呼啸，室内挂着窗帘不透光，正面墙上挂着一面中国 *** 党旗。我父亲秘密入党的宣誓仪式就在这里举行。他的入党介绍人是时任 *** 北平市学委书记的蒋南翔和 *** 清华大学支部书记杨学诚，杨学诚和纪毓秀担任监誓人，张承先是领誓人。我父亲跟着张承先，一句一句地庄严宣誓，以“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结束。宣誓毕，四个同志手握在一起，低声唱起《国际歌》，“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从此成为我父亲毕生的信念。
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对我父亲的影响。它不仅指引我父亲找到了中国 *** ，它的组织者和积极参与者也成为我父亲的入党介绍人。
（作者系新华社中国特稿社原副社长，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酒井资讯”，作者授权红色文化网发布。）
施蛰存：李商隐《锦瑟》的读法李商隐是中晚唐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对宋初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诗向以晦涩难解而著称，而《锦瑟》又是其诗集中最为难解和脍炙人口的诗篇。在本文中，著名小说家、文学史家施蛰存先生细绎历代诗话对《锦瑟》一诗的解读和评价。施蛰存先生在总体上认同《锦瑟》是为悼亡而作，但主张解诗不宜太实，否则兴味全无，反失诗家本来意味。本文选自施蛰存名作《唐诗百话》。
李商隐《锦瑟》的读法
?
施蛰存先生
（1905.12.03-2003.11.19）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祟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使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 *** 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与章法、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 *** ，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億、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 *** 。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做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下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更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和尚道源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啣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象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商隐乱摊书本，找寻资料，以写诗文，情状也和獭祭鱼一样。“獭祭”这个词语，现在已被用来讥讽人家东抄西袭做文章了。道安是苻秦时高僧，自称“弥天释道安”，诗中用以指道源。
清初，朱鹤龄在道源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许多。其后，经过程梦星、姚培谦、冯浩等人的笺注考释，现在我们用的是冯浩的《重校玉溪生诗详注》。借助于这个注本，我们对李商隐诗中的典故，大致可以了解。但是，对于整首诗的涵义，还是不容易明白。尽管冯浩作了大量的考证笺释，恐怕还有许多不能作为定论的地方。
李商隐的诗，既然有了详尽的注解，还是不容易看懂，而读者偏偏还是爱好，这不是很有矛盾吗？并不矛盾。这正是唐诗的特征，尤其是在李商隐诗中体现了出来。唐诗极讲究声、色、意。首先是声，平仄谐和，词性一致，都是为了追求音律的美，所以称为律诗。隋代以前的五言诗，在不合乐的时候，都是平读的，象我们现在朗诵白话诗一样。唐代的律诗，即使不配音乐，也可以象歌曲一样吟唱，因为它的文字组织有音乐性。其次是色。它属于文字的美，是诉之于视觉的。李商隐极能组织绮丽的辞藻，他运用的单字和语词，浓淡，刚柔，非常匀称，看起来犹如一片古锦上斑斓的图案。最后才是意。深刻的思想、感人的情绪，都是诗的内容，我们称为诗意。李商隐的诗，尽管我们不能理解其诗意，但是它们的声、色同样有魅力能逗取我们的爱好。现在我举出一些历代以来众口传诵的名句：
永忆江湖归白髪，欲回天地入扁舟。
(《安定城楼》)
水亭暮雨寒犹在，罗荐春香暖不知。
(《回中牡丹》)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无题》)
纵使有花兼有月，可堪无酒又无人。
(《春日寄怀》)
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卷旗。
(《重过圣女祠》)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无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无题》)
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无题》)
以上八联，都是不朽的名句。之一联不用绮丽字面，而句法却俨然是杜甫，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称之为“神句”。这些诗联，放在全篇中，尽管全诗的涵意不甚可解，但就是这一联，已具有吸引人的魅力，使人击节心赏了。此外，还有许多联句，连意义都在可解不可解之间，只因为有高度的声、色之美，也使读者不求甚解而仍能感到它是好诗。
李商隐的诗，有许多题作《无题》《有感》《读史》的，这些诗题，并不象历来诗人那样，用以说明诗的内容。为了记录他的恋爱生活，或者发泄他的单相思情绪，他写了一首隐隐约约的诗，并不要求读者完全明白，于是加上一个题目：“无题”。如果他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方面有所感触，也用艳情诗的外衣写下来，也题之为“无题”或“有感”。如果他对当时的政治、国家大事有所愤慨，他就用借古喻今的手法作诗，题之曰“读史”。“读史”就是“咏史”，这种诗题是古已有之。“有感”也有人用过。“无题”则是他的创造。此外，李商隐还有许多诗，用之一句开头二字为诗题，如《锦瑟》、《碧城》之类。这些诗，其实也就是“无题”。
白居易作《新乐府》，惟恐读者不明白他的诗意，在诗题之下，还要摹仿《毛诗》，加上一个小序。例如诗题《杜陵叟》下面有一句小序：“伤农夫之困也。”白居易希望自己的作品大众化，要做到“老妪都解”。尽管他的诗已经够明白浅显，他还是不惮烦地要在诗题上表现清楚。李商隐恰恰相反，诗意已经朦胧得很，还不愿加一个说明性的题目。留有馀地，让读者自己去感觉，而不是理解。白居易和李商隐，代表了两种文艺观点，两种创作 *** 。一个是现实主义，一个是近于象征主义。
现在我们就以《锦瑟》这首诗为例子，看看历代以来许多人的体会：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宋人《许彦周诗话》云：“《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柱如其弦数。其声有适怨清和，又云感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章子厚曾疑此诗，而赵推官深为说如此。”
这大概是解释此诗的最早资料。许彦周记录赵深的讲法，以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听了令狐楚家妓弹奏锦瑟以后写的。锦瑟有四种音调，诗中两联四句即分别描写这四种音调。“庄生”句是写适，或感，“望帝”句是写怨，“沧海”句写清，“蓝田”句写和。这样讲诗，真是可谓曲解。“望帝”句勉强可以说是形容其怨，其馀三句就扣不上去了。瑟与琴一样，都是一弦二柱，锦瑟的柱数与弦数同，显然是胡说，既然李商隐自己没有注明此诗本事，又何从知道令孤楚家 *** 曾弹奏过适怨清和的瑟曲呢？但是，尽管许多人不能同意如此讲法，而王世贞还说：“李义山《锦瑟》诗中二联是丽语。作适怨清和解，甚通。然不解则涉无谓。既解则意味都尽，以此知诗之难也。”(《艺苑巵言》)他以为李商隐的这一类丽语，讲不通就没有意思，讲通了反而又觉得不过如此，没有馀味了。这一评语，正说穿了李商隐诗的特征。
刘攽《中山诗话》说：锦瑟是当时某一个贵人的爱姬。《唐诗纪事》说是令狐楚的妾。总之，都以为锦瑟是人名，而这首诗是李商隐写他对锦瑟的爱恋。这一讲法，也只是臆说，毫无根据。
但是《唐诗鼓吹》中郝天挺注此诗，仍用适怨清和之说。廖文炳从而解云：“此义山有托而咏也。首言锦瑟之制，其弦五十，其柱如之。以人之华年而移于其数。乐随时去，事与境迁，故于是乎可思耳(以上解之一联)。乃若华年所历，适如庄生之晓梦，怨如望帝之春心，清而为沧海之珠泪，和而为蓝田之玉烟，不特锦瑟之音，有此四者之情已(以上解中二联)。夫以如此情绪，事往悲生，不堪回首，固不可待之他日而成追忆也。然而流光荏苒，韶华不再，遥溯当时，则已惘然矣(以上解尾联)。”这样解释，已经是逐句串讲了，但是读者还未必能豁然开朗，信服他讲得不错，已表达了作者本意。
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释云：“此悼亡诗也。《房中曲》云：‘归来已不见，锦瑟长于人。’即以义山诗注义山诗，岂非明证？锦瑟当是亡者平日所御，故睹物思人，因而托物起兴也。集中悼亡诗甚多，所悼者疑即王茂元之女。旧解纷纷，殊无意义。”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以锦瑟为兴感之物，朱彝尊、朱长孺、冯浩也都有此设想，不过对诗句的具体意义，各人的体会又各有异同。
“锦瑟无端五十弦”，钱氏云：“瑟本二十五弦，一断而为二，则五十弦矣。故曰无端，取断弦之意也。”冯浩最初的笺解，以为此句是“言瑟之泛例”，引李商隐诗另一句“雨打湘灵五十弦”为例。又说：“以二十五弦为五十，取断弦之义者，亦误。”又说：“此悼亡诗，定论也。以首二字为题，集中甚多，何足泥也。”这样，冯氏虽然也以此诗为悼亡而作，但锦瑟和五十弦都没有任何寓意。但他在重校本中却同意了钱氏的讲法。
“一弦一柱思华年”，钱氏云：“弦分为五十，柱则依然二十五。数瑟之柱而思华年，意其人年二十五岁而卒也。”杨守智笺云：“琴瑟喻夫妇，冠以锦者，言贵重华美，非荆钗布裙之匹也。五十弦、五十柱，合之得百数。思华年者，犹云百岁偕老也。”何焯解此诗首二句云：“首借素女鼓瑟事以发其端，言悲思之情，有不可得而止者。”冯浩笺云：“杨说似精而实非也。言瑟而曰锦瑟、宝瑟，犹言琴而曰玉琴、瑶琴，亦泛例耳。有弦必有柱，今者抚其弦柱而叹年华之倏过，思旧而神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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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 刘贯道 绘《梦蝶图》
“庄生晓梦”二句，钱氏以为“言已化为异物”。何焯云：“悲其遽化异物。”冯浩则以为上句是“取物化之义”，下句则“谓身在蜀中，托物寓哀”。
“沧海月明”二句，钱氏以为上句言其“哭之悲”，下句“谓已葬也，犹言埋香瘗玉”。何焯以为“悲其不能复起之九原也”。这两家的意见是同样的，上句寓悲悼之意，下句惜其长眠地下。冯浩不同意这一讲法。他以为这首诗的下半是“重致其抚今追昔之痛”，“沧海”句是“美其明眸”，“蓝田”句是“美其容色”。
最后一联，“此情”二句，钱氏解释道：“岂待今日始成追忆，当生存之时，固已忧其至此矣。意其人必婉弱善病，故云。”冯浩在初校本中，讲法与钱氏不同。他说：“惘然紧应无端二字。无端者，不意得此佳耦也。当时睹此美色，已觉如梦如迷，早知好物必不坚牢耳。”但是在重校本的《补注》中，却全部否定了自己的旧说，认为钱氏“起结之解，究为近理。中四句必如愚解。”他承认钱氏对此诗首尾两联的解释，较为近理。可是还坚持他对中间二联的解释。
以上所引诸家，都是清初康熙、乾隆朝的笺注家。他们都认为这是一首悼亡诗，但是全诗八句，各人的讲法都不尽一致。即使有相同处，也是同中有异。总的说来，清代诗家都同意这是为悼亡而作。只有一个纪晓岚，以为它是一首艳情诗：“始有所欢，中有所阻，故追忆之而作。”(《李义山诗辨正》引)差距其实不远，只是那位美人死与不死之别而已。
据说有一个宋刻本李商隐诗集，之一首就是《锦瑟》，因此，何焯又曾以为是李商隐“自题其集以开卷”，此诗有自伤生平之意。此说记载于王应奎的《柳南随笔》。冯浩以为这不是何焯的话。近代张采田作《玉溪生年谱会笺》，关于《锦瑟》这首诗，就采用此说。最近出版了一部《李商隐评传》，其作者更以为这样讲法“最得其实”。他又从而“发挥”之。现在节录如下：
《锦瑟》实际上是李义山一生遭遇踪迹的概括。宋刊义山诗集把它置于卷首决不是偶然的。首联以“锦瑟”兴起，是虚写。“思华年”三字统摄全篇，是本诗基本主题思想的概括，中四句是纯系自伤生平之辞。“庄生”句包含两方面意思。一方面是实写，即追忆青年时代仙游生活。“庄生”，诗人自谓；“迷蝴蝶”，喻入道仙游。另一方面又是虚写，是说自己青年时代有过许多绮丽美好的理想，后来在冷酷的现实生活中逐一幻灭，化为泡影，晚年回忆起来真是既辛酸，又甜蜜。“望帝”句谓我满腹忧愤，惟有假诗篇以曲传。“春心”寓迟暮之感。“沧海”句取沧海遗珠之意。意思是说：沧海的遗珠长对明月而垂泪。“蓝田”句意思与上句相近，是说蓝田的美玉，每临暖日而生烟。总的说来，这两句义山自慨不遇。珠、玉，诗人自喻美才；泪、烟，抒写沉沦不遇之痛。尾联运用递进句式，今昔对照，突出诗人内心的惆怅寂寞。诗用反问句式更有力地肯定正面意思：凡此种种遭受，何待今天回忆，就在当时也够令人惆怅伤感的啊！又诗题曰《锦瑟》，取首二字为题，犹《无题》也。
作者每讲一个词语，都引李商隐其他诗中同一个词语为证。例如庄周梦蝶的典故，李商隐用过好几次，作者都引用来作为旁证，以证明这是写“游仙生活”。看到句中有“沧海”和“珠”字，就说这是“沧海遗珠”之意。从来讲唐诗的，何止数百家，尽有讲得很深奥屈曲的，但没有见过如此穿凿附会的讲法。李商隐原诗虽然不能诼句实讲，但体会其涵义，我以为悼亡之说，还是近情。自伤生平的讲法，或者可以聊备一说，但如果用《评传》作者这样的曲解，恐怕无论如何也讲不清这是一首自伤生平的诗。
以《锦瑟》为例，可知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尽管注明了诗中所用典故，还是不很容易了解其主题思想。
冯浩在几十年的研究及笺注工作以后，写下了两段结论。其一云：“自来解无题诸诗者，或谓其皆属寓言，或谓其尽赋本事。各有偏见，互持莫决。余细读全集，乃知实有寄托者多，直作艳情者少，夹杂不分，令人迷乱耳。《鼓吹》合诸无题诗而计数编之，全失本来意味，可尤噱也。”
其二云：“说诗最忌穿凿。然独不曰‘以意逆志’乎?今以知人论世之法求之，言外隐衷，大堪领悟，似凿而非凿也。如《无题》诸什，余深病前人动指令孤，初稿尽为翻驳，及审定行年，细探心曲，乃知屡启陈情之时，无非借艳情以寄慨。盖义山初心，依恃惟在彭阳，其后郎君久持政柄，舍此旧好，更何求援？所谓‘何处哀筝求急管’者，已揭其专壹之苦衷矣。今一一注解，反浮于前人之所指，固非敢稍为附会也。若云遁体一无谬戾，则何敢自信。”
冯浩最初不赞成以前许多注释家的观点，他在初刻笺注本中，对前人以为有寄托的好些无题诗，一概批驳，断定它们都是描写爱情的艳诗。但后来对李商隐的生平遭遇，经过深入研究，发觉李商隐並不是一个风流浪子，他的那些艳诗，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能是有隐喻的。于是他用“以意逆志”的 *** ，探索这些无题诗的微意。结果是，在他的重定本《笺注》中，他认为是有寄托的无题诗，反而更多于前人研究的结果。
但是他也肯定有一小部分无题诗，还是赋艳情之作。在这种夹杂不分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必须有所区别，而《唐诗鼓吹》把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集中在一起，使读者不能区别鉴赏每一首诗的意味，这是他认为可笑的。
但是，对于李商隐的诗，运用“以意逆志”的 *** 来求解，冯浩也还不敢自信其无误。所以，我以为还是采取陶渊明的 *** ，“不求甚解”为妙。
来源：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诗刊社
编辑：邓汝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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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眼识珠”张爱玲，还是鸳鸯蝴蝶派主将 周瘦鹃痴迷“莳花”自封种花人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古人有九大雅事：焚香、品茗、听雨、赏雪、候月、酌酒、莳花、寻幽、抚琴。“莳花”，即种花、养花。陶渊明采菊东篱悠然自得，周敦颐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身处钟灵毓秀之地的苏州文人周瘦鹃，尤其钟爱花草。他晚年醉心花木和园艺。在亲手培植花木水石盆景之余，还根据自己经验所得撰写了大量关于花木的散文和杂文。比如《花前琐记》《花前续记》《花木丛中》《拈花集》，《花花草草》《花木丛中》等大量园事花草的治艺小札和风物小记。
2020年1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莳花志：周瘦鹃花卉美文集》，辑录了周瘦鹃晚年闲居家中时所写的关于花木的近六十篇散文。作者用简洁通俗隽永的语言，细腻动人的情感，将一些养花的心得、各种花的常识、对各种花的体悟以及历代名家吟咏花的诗词娓娓道来。书中还根据文章内容配了将近一百幅彩色插图。这些插图都是中外名家绘制的关于花卉的名作，极具观赏性，和内容相得益彰，给读者带来一抹带着露珠气息的怡人芬芳。
书中的文章篇幅都不长，讲述的是作者莳花做盆的趣事、生活的片断、点滴的感触以及相关的诗歌绘画和艺术方面的欣赏。周瘦鹃说：“我是一个花迷，对于万紫千红，几乎无所不爱，而尤其热爱的，春天是紫罗兰，夏天是莲，秋天是菊，冬天是梅。”
周瘦鹃对花卉之美的赞赏和喜爱是由衷的，他为了一个花瓶花盆辗转搜求，甚至和日本人竞买；他为了使花朵盛放得更加美观，自行钻研园艺技术，并成为苏州市园林管理处的顾问，为拙政园等著名景观的整饬和布置做出了贡献；他为意外开花的玉簪喜出望外，他为迟迟未放的梅花焦急不耐；……
此外，周瘦鹃还在文中穿插了一些关于花的中外轶事，给读者展现了一种别样的花卉文化之美。譬如，他在《花的恋爱故事》一文中，既讲到了中国彭玉麟与邻女梅仙的恋爱故事，又讲到了英国小说家斯科特与一名女郎的恋爱故事。
提到周瘦鹃，很多人都会想到“鸳鸯蝴蝶派”：因年轻时创作了一系列的中短篇小说，使其和张恨水、徐枕亚等人一起，成为鸳鸯蝴蝶派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而熟读张爱玲的读者对“周瘦鹃”这个名字也不陌生。1943年春,年仅23岁的张爱玲,携带《沉香屑·之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的稿件，与母亲远房亲戚园艺家黄岳渊的信去拜访周瘦鹃。读完这两部作品后，周瘦鹃将之在自己主编的《紫罗兰》杂志上给予连载。由于周瘦鹃的识珠,让张爱玲这位现代文学的一颗巨星冉冉升起。
但读者们对于周瘦鹃其他更多情况，则相对了解较少。周瘦鹃供职于中华书局、《申报》等著名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一些外国名著。1917年，周瘦鹃先生翻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由中华书局出版。鲁迅先生为之作序，称赞周瘦鹃的译文道：“然当此淫佚文字充塞坊肆时，得此一书，俾读者知所谓哀情、惨情之外，尚有更纯洁之作品，则固亦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矣。”1936年，周瘦鹃还曾与鲁迅、茅盾、巴金等二十一人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文艺界一切新旧派系团结一致，抗日救亡。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瘦鹃举家迁至苏州，以文字自娱，以花木为业，过着恬淡自适的隐于市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后，他曾担任过一些闲职，闲暇之时撰写了大量有关花木和园艺的文章。
从青少年时期，周瘦鹃就对花木栽培很感兴趣。几十年如一日，他一边每周两天在上海《申报》从事副刊编辑工作，一边以相当大的精力从事园艺盆景栽培。早在1935年，周先生于苏州购置宅邸，名其为“紫兰小筑”。他四处搜寻奇花异草、怪石珍木，在园中手植了六百余盆盆景。园中遍种各种花卉树木，以梅、荷、菊、紫罗兰最盛，还有天竺千叶莲、大绿荷、十姊妹、西府海棠、复瓣紫藤、白皮松、孩儿莲和红豆树等。此谢彼开，一年四季苍翠满目，姹紫嫣红，皆可品赏。他称自己为种花人，所精心打理的盆景匠心独运又诗情画意，“紫兰小筑”成为与苏州园林媲美的好风景之一，吸引了国内外慕名者前去拜访。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先生为躲避兵燹而流落四方。抗战结束后，周先生回到苏州，此后便和家人一直在苏州过着隐于市的生活，以花木为业，以文字自娱。相比于作家这个名头，周瘦鹃更愿意别人称他为“种花人”。在《花木的神话》一文中，他也写道：“我 *** 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服务之暇，还要向故纸堆中找寻有关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钞暝写，积累起来，作为枕中秘笈。”周瘦鹃的女儿周全在口述之文《怀念父亲——种花人》中也这样说道：“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与其说是个作家，不如说是个种花人，我是种花人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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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很牛”，张学良高薪聘请他以此理由拒绝张恨水（1895年5月18日－1967年2月15日），原名张心远，安徽安庆潜山市人。他是中国章回小说家，鸳鸯蝴蝶派代表作家，被尊称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章回小说大家”。
1911年，张恨水开始发表作品；1924年，张恨水凭借九十万言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此后，长篇小说《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问世让张恨水的声望达到顶峰。张恨水作品上承章回小说，下启通俗小说，雅俗共赏，对旧章回小说进行了革新，促进了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交融。
1967年，张恨水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张恨水“很牛”，蒋、宋夫妇去看望他，他客气接待，临走时，却只招呼用人送他们出门。张学良请他做文化顾问，不用上班，月薪一百大洋，他却以“君子不党”婉拒。著名学者陈寅恪也是张恨水的粉丝，西南联大时，陈双目失明，便请好友吴宓从图书馆借来张恨水的小说《 水浒新传 》，每日读给他听。
导言:?上个世纪是一个文艺流派众多的时代，因为是乱世，所以文艺也百花齐放。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现了一个美学流派叫做“鸳鸯蝴蝶派”。对于这个流派中的大多数作品，张爱玲的评价是:“鸳鸯蝴蝶派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言”。
- 我们都知道张爱玲写的也是“都市小说”，那么，为什么她对同是“都市小说”的“鸳鸯蝴蝶派”有蔑视的意味？
1.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有什么缘分？
在上个世纪之初，也就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迎来了一个著名的流派，那就是“鸳鸯蝴蝶派”。这个派系产生于古代小说之后，现代小说之前，也产生于“新文化运动”之前，所以现在通常都把这个流派称为古代小说走向现代小说的桥梁。这个流派由于主张文学是“消遣物”，并且除了少数作家的作品具有思想性，其余写的都是具有趣味性但思想空洞的言情小说，所以在当时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被批判得非常惨，直到很久后才被承认其作品也有一定的进步性。
那么，“鸳鸯蝴蝶派”这个美学词语是怎么来的？据史料记载:“周作人先生在1918年4月19日在北大小说研究班上发表了一篇《日本近二十年小说之发达》演讲报告，他在报告中之一次提及《玉梨魂》是鸳鸯蝴蝶体”。既然“鸳鸯蝴蝶派”标榜文学的目的是具有消遣性和趣味性，那它的市场性怎么样？被周作人称之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的《玉梨魂》，创下了再版三十二次的记录。现在的我们可能听到《玉梨魂》等书非常陌生，毕竟我们不曾亲历过那个时代。不过，张恨水大家肯定是比较熟悉的，代表作是《啼笑因缘》，再版过十多次。
“鸳鸯蝴蝶派”的作品，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坊间还一度流传说刊登这个流派的杂志一出来，买的人都排着长队，堪比今天的一线歌星开演唱会。
那么，张爱玲及她的作品，与“鸳鸯蝴蝶派”有什么渊源？
在张爱玲还是一个新人的时候，《紫罗兰》杂志帮助她走向了更高的文学舞台。《紫罗兰》是典型的刊登“鸳鸯蝴蝶派”作品的杂志，其负责人是周瘦鹃。周瘦鹃同张恨水等人一样是“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他采用了张爱玲的稿件，被采用的两篇短篇后来收录进《传奇》。我们都知道杂志采用文学作品要具有风格相识性，所以，从这里就足以证明张爱玲小说在“表象上”具有“鸳鸯蝴蝶派”的特点。
张爱玲的小说，读过的朋友都知道，无论是我们熟知的长篇小说《半生缘》，中篇小说《金锁记》还是短篇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等，从表面上来说，和“鸳鸯蝴蝶派”的内容差不多，讲的都是“男欢女爱”的故事，并且由于张爱玲讲故事的能力很强，所以故事情节具有趣味性和可读性。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张爱玲是一个“畅销书”作家。对照“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畅销性，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张爱玲的小说市场如此之大。
2.同写“都市言情”的张爱玲为什么“蔑视”“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张爱玲之所以会“蔑视”“鸳鸯蝴蝶派”，是因为虽然她的作品从表面上来看和“鸳鸯蝴蝶派”是相承的，但实际上她的文学才华与思想深度远超“鸳鸯蝴蝶派”作品。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惑，张爱玲究竟有没有受到“鸳鸯蝴蝶派”美学的熏陶？从现在的史料来看，她自己从未亲自回应过。光从作品上来看，很难说张爱玲受到过“鸳鸯蝴蝶派”美学的影响。张爱玲承认自己的作品受到的是《红楼梦》的影响，我们看《红楼梦》这部作品时，发现其实它在表面上也具有言情性和趣味性，而张爱玲不仅继承和发扬了《红楼梦》的表面，还有它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内涵。
201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之一彼得·汉德克的获奖理由是：“他兼具语言独创性与影响力的作品，探索了人类体验的外围和特殊性。”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要想获得极大的成功，首先就是在语言上有自己的独创性，毕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张爱玲，就是一个语言天才。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
以上截选自《红玫瑰与白玫瑰》。想必就算是没有看过张爱玲小说的朋友，也听过这名言。寥寥几句，就把张爱玲在语言上的表现力、观察力展露无余。而她在文笔上的自成一派也成了她作品魅力的一部分。
张爱玲曾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性，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从这段文字里，就可以看出张爱玲在人物塑造和故事讲述上的深度，她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不是想当然，而是遵循人物性格的自然发展。这个与《红楼梦》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一脉相承的。
- 张爱玲是一个极其有艺术天赋的人，她创造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语言，在内容和人物形象的创造上也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这与“鸳鸯蝴蝶派”的写作有着质的区别。上面我们讲过，“鸳鸯蝴蝶派”的大多数作品的目的都是大众娱乐，所以语言平庸，在内容创作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媚俗性、主观趣味性和迎合大众性，大多数名家都认为这样的作品登不得大雅之堂。
除了在语言上有极高的天赋，张爱玲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深度也远超“鸳鸯蝴蝶派”的作品。
上面我们说过，《紫罗兰》杂志的主编周瘦鹃算得上是张爱玲的“伯乐”。当时在他看到张爱玲的文章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她的文章比“鸳鸯蝴蝶派”作家的作品深度要高得多，还把她和毛姆的作品做比较。在我看来，张爱玲的作品和毛姆的作品，确实具有相通性，探讨的都是人在枷锁之中的疯狂。
张爱玲最为成功的一部作品非《金锁记》莫属，被著名评论家夏志清誉为“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故事的女主人公叫曹七巧，在她还是一位少女的时候就被贪财的哥嫂卖给一家大户人家做妾，嫁的人还是一个躺在床上的残疾人士。由于她出生卑微，嫁过去非常受歧视，而自己的爱欲也得不到满足，生活过得极度压抑和痛苦。好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分家时她得到了一大笔财产，从此，就开始了报复之路，为了补偿自己的爱欲和守住自己来之不易的财富，用一把黄金的锁“杀死”了自己的儿女。
毛姆有一部代表作叫做《人性的枷锁》，故事讲的是男主角从小带有残疾，是个孤儿。天生自卑的他在自我寻找上也非常坎坷，立志艺术行业，后来终于看清“艺术是天才的事业”，转投会计，但是觉得枯燥，最后下定决心从医。喜欢上一个女孩，忘我的付出换来的是鄙视。男主人公一直都陷在这样的失意之中。毛姆和张爱玲的作品一样，都是从人性深处发力，探讨的都是人性的正常欲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的困境。不同的是，张爱玲觉得当时妇女的悲剧和封建文化是分不开的，所以给了曹七巧一个悲剧结尾。
但毛姆的作品是治愈性的，他的作品通常具有哲学性，他认为“我执”不是幸福，是“枷锁”，因为这个现实世界是荒诞的，每个人的欲望都得到恰如其分的满足其实是不可能的。要超越“我执”，才能获得自由与平静。
通过上面的对比与分析，我们就知道同是写都市小说的张爱玲之所以会评语“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鸳鸯蝴蝶派小说，感伤之中不缺少斯文扭捏的小趣味，但没有恶言”。是因为两者的作品虽然在“外象”上有相似性，但在创作上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
- 我们说张爱玲与“鸳鸯蝴蝶派”的“爱恨情仇”，从本质上来说探讨的是张式美学与“鸳鸯蝴蝶派”美学的异同。不过，对于我们现代的创作者来说，“鸳鸯蝴蝶派”美学和张爱玲美学都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科技作用于物质世界，文艺作用于心灵世界，创作者不能脱离读者而存在。我们应该像张爱玲一样，作品中既有“鸳鸯蝴蝶派”的大众趣味性，也有“大师”的惊艳才华与深思，如此才能让自己的作品“叫好又叫座”。
